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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资讯明清风水术的普及

原创文章 乐遥园 2016-03-03 9287人阅读

 明清两代风水活动更盛,上自皇帝、朝臣,下至士人、百姓,无一不讲谈风水,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(南京)时,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,都面向城内,有朝拱之意。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,背对城垣,独无拱卫之意,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。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,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,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,用铁索锁转,使之形势向内。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,不让有翠微生色。此举可谓开明清风水活动之端,浏河乐遥园民间更是不在话下,从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为母择葬,《金瓶梅》。中西门庆修祖坟,请阴阳、看风水中,便可知当时社会三教九流、士农工商,大事小情无不讲求风水。与风水活动普及相对应的,则是一方面江湖骗子粉墨登场,手拿罗盘、身着长袍、口中念念有辞,四处诈骗;另一方面精通此道之人整理、注释前人所留下来的文献资料,删繁就简、考证真伪,将拗口的说辞编撰成简洁明了、朗朗上口的歌诀,促进了风水理论的推广与普及。

 然墓地风水理论发展至此,便基本落下帷幕,风水家们将风水论著的重心放在总结、归纳前人的成果上,命名经典的风水格局,乐遥园用风水应人、应事一类的故事教化人们向善,其在风水理论上唯有《水龙经》尚可称为这一时期的创见。《水龙经》为明蒋平阶所作,主要针对无山、沼泽湖泊密布之地区来讲谈风水,“水积如山脉之住,水流如山脉之动”,根据水的走向和变化来寻找“生气”之所在。

 除此之外,就是在编定前人的公墓风水著作时,提出不同见解。既有考察全国山川大势之后的观点,如前所述的“南龙”,明初刘基对此便持有异议,他认为“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,北龙、中龙人皆知之,唯南龙一支从峨眉并江而东,竞不知其结局处,顷从通州泛海至此,乃知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。……天目虽为浙右镇山,然势犹未止,蜿蜒而来,右束黔浙,左带苔云,直至此州长墙秦驻之间而止,于是以平松诸山为龙,左抱以长江淮泅之水;右绕以浙江曹娥之水,率皆朝拱于此州,而后乘潮东出,前后以朝鲜、日本为案,此南龙一最大地也。①”这就是说,“南龙”出自峨眉,不是吐番以西,渡海后,以朝鲜、日本为朝拱的案山。

    当然也存在为了投皇帝之所好,而杜撰的墓地风水形势,如明缪希雍在《葬经翼》云:“关中者,天下之脊,中原之龙首也。冀州者,太行之正,中条之干也。洛阳者,天地之中,中原之粹也。燕都者,北龙之尽,鸭绿界其后,黄河挽其前,朝迎万派,拥护重复,北方一大会也。”将天下之脊说成是关中,无非是为了迎合明成祖迁都北京,将鸭绿江和黄河作为前后相拥之水。
    与前朝所不同的是,这一时期所刊印的风水文本的内容,有关府署、庙宇、桥梁、街道、园林、住宅、里巷等城镇建筑的内容,大幅增加,风水观念中不仅包含趋吉避凶、天命伦理,还有了美学与艺术的追求。人文景观设计的“形势’,,已经超越了自然环境,营造“移天缩地入君怀”的艺术境界。
    与此同时,自六朝时期兴起的“阴盛阳衰”的态势,有了转变,人们在干方百计寻找吉葬地同时,开始追求养生之道,着力设计阳宅的内外环境。住宅被视为“人之本,人以宅为家”,乃是“阴阳之枢纽,人伦之轨模”,《金氏地学粹编·归厚录阳基章》中,更是注重“门、地两旺,招吉纳福,门地之外又看道路。道路局势朝归者,作来气断:横截者作止气断。朝路比来龙,横路比界水,所谓三衙,桥梁同断。娇者,邻居高峻处。如良方者有高屋,则气被障断,反从良方还转气来,回向我宅。所谓回风反气,自高及下者,高屋多则气厚,高屋少则气浅。空缺者,方隅孔窍,或在宅外,或在宅内,能引八风而入.
    这“一地、二门、三衙、四娇、五空缺”②亦称阳宅五气—地气,指宅基地的大小、高下、土质、温度、湿度情况,过强或过弱都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,这就需要用门气或其它气来进行调节;门,在阳宅相法中称为“气口”,门开启的方位、大小,与宅内外景观的沟通、小气候的凋节等有直接关系,如门气过强③则会冲淡地气,破坏宅内环境的协调;衡气,指宅外道路交通的走向及对宅内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,衡气适中,要求既交通便利,又避免受街外因素干扰;娇气,指以高屋为屏障而围合的空间④,如比例失调,就会产生疏离感或压抑感,“回风反气”⑤便是其中的一种情况;空缺之气,指宅内、外的流通之气。—再以“五实⑥”、“五虚①”之法判别宅之吉凶。
    北京的四合院,便是由此风水理念所衍生出的典型民居。方位多为坐北朝南,即所谓“坐坎朝离”,北房高大、宅院南北深长有利通风纳凉;院西北高、东南低,有利于排水;宅外有路便利交通,但道路不宜多,不宜朝向宅门:远离城门、祠社、寺院、官衙、监狱、窑地或河川桥梁等人流集中、交通要冲地带,要求靠倚丘岗、环护左右,明堂宽敞、对景优美,宅形完整、左右对称。
  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明清时期的风水实践活动己经不再只求物质所得,更要求有精神上的慰藉。是以,人们对于阴宅和阳宅的选址、修建寄托了更多的思想内涵—阴宅以求荫佑子孙、福禄贵喜财;阳宅以求健康长寿、颐养身心、家和安宁。
    百姓尚有如此的需求,作为统治者的皇帝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明清两朝的皇帝无不崇信风水,是风水活动的积极参与者,都城的规划、皇宫的修建、陵园的选址均风水术士参与其中,甚至于谋朝夺位亦要向风水师们咨询。
   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,在其下决心“靖难”之前,谋士姚广孝(道衍)劝朱棣造反,朱棣犹豫不决,问计于姚广孝,道衍(姚广孝)遂密劝成祖举兵。成祖曰:‘民心向彼,奈何?’道衍曰:‘臣知天道,何论民心。’乃进袁琪及卜者金忠。于是成祖下定决心,暗中招兵买马、训练兵将,广召人才终成帝业。可见,风水术士对明初政局的微妙影响。
    明成祖靖难之役后,有意定都北京,群臣上疏:“伏惟北京,圣上龙兴之地,北枕居庸,西峙太行,东连山海,俯视中原,沃野千里,山川形势,足以控制四夷,制天下,成帝王万世之都也。”明成祖迁都北京后,于城内分别建了四座祭坛:天坛居南,地坛在北,西为月坛,东有日坛;皇宫建于城正中的中轴线上,左、右两边分别是太庙和社棱坛,太庙为阴,祭祀祖先;社租坛为阳,祭祀土地、谷物翟神。对称的中心点,就是风水穴,即皇宫之所在。充分体现“王者,择天下之中而立国,择国之中而立宫,择宫之中而立庙②”,《荀子·大略》中亦言“王者必居天下之中”,“立朝廷、宗庙、社樱、官府、库庚,以居兆民,辨方正位,井井有序,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”。为镇摄前朝残余王气,又按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个方位,分别修建风水建筑作为镇物—永定门外烟墩、东直门外铁塔、沙滩银闸、新街口铜井、德胜门外铁影壁为明京城五镇;而清朝的五镇为:南为永定门外风火台(火);北为三海(水);东为神木厂(木);西为大钟寺(金);中为社翟坛(土)。—还在宫城之北堆筑了一座山(明时的煤山、清改称为景山),上修五座亭台,依山势呈弧形排列,以避煞迎吉。中轴线正南为承天门—正阳门一水定门,而中轴之北不设城门,以防王气泄露。宫城之东西两侧的东华门和西华门,向外延伸到皇城外即为外城墙所阻,并不直接通向城门,均为阻气。永乐年间修的宫城中的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“土”形,体现五行之中,土居中央的风水理念。
    不仅是紫禁城、皇城的布局严格按照风水理念进行,就是普通宫殿也是如此,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,其朝向很特别,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。这是因为,当时的人认为,皇帝到天坛祭天,苍天是父,皇帝是天子,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(居尊),否则违背了礼制。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,而应用绿琉璃瓦,以示区别。
    这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,那就是风水道具、厌胜等的使用。风水道具多用于弥补风水格局的缺陷,因为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完美的风水局,特别是在国家城市化之后,更是难以实现的理想,所以风水术士们便开始运用各类风水道具,达到理想的效果。通常用于外部环境的有风水塘①、风水林②、水口树③、门楼和牌坊、文峰塔④等来护砂卫穴,宅内则通常用多宝阁、屏风、影壁墙等来聚气使不散。
    自宋元以降,鬼神煞数之说早已是民间风俗的一部分,如何解决、规避无法预测的灾祸,是阳宅风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言其为风水实践的大宗亦不为过,毕竟风水思想的关键就是趋吉避凶啊。于是风水术士们便采用厌胜化煞的方法,以防无妄之灾,具有很强的迷信内涵。通用的厌胜化煞方法有:大石镇宅、泰山石敢当、照妖镜、埋藏术、符镇等等,不一而足。
    及至清朝,于风水实践方面几近极致,历代君主都极为重视,“凡相度风水,遇大工营建,钦天监委官,相阴阳,定方向,谏吉兴工,典至重也。⑤”尤其是陵墓的风水,顺治帝更自己亲自出马,堪定清东陵的地理位置、穴之所在。
    这时,在风水理论方面少有突破,基本沿用前朝所遗之思想与观念,但作为实践的实施方面,则有所发展。一方面,对于龙脉的认识更加细致入微,认为每个地方都各有龙脉,虽赞同“祖出昆仑”之说,然各地的区域环境有差别,山势的走向各有变化,不能一概而论。以山东地势为例,就有“龙入山东有分为三:其一为峰之阴平岭,二为泅水之陪尾,三为芜莱之原山。过此三峡,则东岳插天矣。祖袜,岳之几案也。岳即起祖,遂多分披。其正脉转西南,经东阿、肥城,逆涕水而尽于东平,非大干安能逆此大水?若取其远势,今黄河入海处即水口也。收其近局,巨野泽即水库也。盖泰山以北之水,尽归丑良;以南之水,尽归辰冀。其趋未坤者,惟有随龙之汉水。龙气即止于东平,背乾面粪,其水缠戌,乾元武而去,然后与大清河众水同归丑良以入海。山东地脉,起止如此。”
    另一方面,清道光年间太原四合堂之阴阳学家王道享,遍阅群书,跋山涉水,征坟验家,终于撰成《罗经透解》一书,将传承了数千年的风水理论实践之法集于一盘,建立起风水工具罗盘的理论体系。承前文所述,罗盘发展至此,已有三十六层之多(见表一):
三十六层罗盘逐层分解
    以上这些,涉及太极、阴阳、八卦、五行、河图、洛书、纳甲、天星、二十八宿、山川、方位等,其内容之繁复、功能之驳杂,已非常人所能习‘懂之物了。而在风水术士的眼里,则是掌握了罗盘,就可上经天、下纬地,包罗万象,至精至微,苟能消息阴阳,辨别吉凶,则福祸不右,鬼神莫逃。
    然而,罗盘确实体现了先人的智慧,他们将天地人三者关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,准确反映出磁极子午、桌子午、北极子午之间的关系,将气、理、数、形等不同的关系协调起来,用系统的方法进行说明,堪称传统风水理论的缩影。
    明清之后,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,西方的科学也进入了中国,崇尚西学之人将风水视为糟粕文化,口诛笔伐、大加抨击,致使墓地风水文化走向没落。民国时期虽也出现过几位风水大家,然遭逢乱世,难有成就。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,房地产业的发展,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,使得这门古老的学说再度浮出水面,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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