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天下归一，风水理论体系也逐步形成。此时出现了地脉、王气等用语，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挑属之辽东，城峻万徐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?此乃恬之罪也。①”当是有关地脉的最早记述。“夫脉者，血之府包。”②此为脉之本义—血管，“农祥晨正，日月底于天庙，土乃脉发。③”则将土壤开冻视如人体血脉搏动。之后，脉常被用来比喻地势的起伏、条理及联系，“行到名山大泽，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④”，便是例证。
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革故鼎新，大肆兴建大型的土木工程:阿房宫、咸阳宫、始皇陵，而尤以首末两件为巨。阿房宫虽不知其详，但凭项羽所毁之时，大火三月未熄，亦能揣度三分;始皇陵至今所未见，然从其考古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军阵，可见其规模之巨。
秦墓制一反战国以前“墓而不坟”，始兴累土为坟，且厚葬之风愈烈。然风水一派直至西汉之初仍未自成一家，虽己经出现专门的风水著述，却比附于五行、形法、日书之内—专论风水方位的《堪舆金匾》，列于五行之属;专论城邑及房舍选址和规划的《宫宅地形》，列于形法之下，有关宅的修建之则、禁忌之属，则列于《日书》。前两部书运用阴阳、八卦、五行、天干地支学说及其生克理论，总结了从先秦到汉代人们考察山川、聚落选址、都邑兴建的风水实践经验。可惜这两部书均己亡佚，难以进一步考证其内容了。而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中《日书甲种》与《日书乙种》，则可以看到有关建宅与营墓的有关记载。
“春三月，帝为室申，票」卯，杀辰，四废庚辛。无起东向室。有者大凶，必有死者。凡为室日，不可以筑室。筑大内，大人死。……筑外垣，孙子死。筑北垣，牛羊死。……四废日，不可以为室，覆屋。⑤”说明宅室的建设时间、地点都有了明确的禁忌，不仅如此，在宅宇建筑中，对于各功能组件都有了相关规定，如门的位置不同，(如图十①所示)就会有“寡门、仓门、南门、辟门、军门、大伍门、则光门、屈门、大吉门、失行门、云门、不周门、食过门、曲门、北门、鹊门、起门、徙门、刑门、获门、东门、货门、高门”②等不同的称谓，且为宅主带来不同的命运。
秦初便已经有了相宅之法，“凡宇最邦之高，贵贫。宇最邦之下，……宇北方高，南方下，无宠。宇南方高，北方下，利贾市。……道周环宇，不吉。祠木临宇，不吉。……水窦西出，贫，有女子吉。水窦北出，无藏货……圈居宇西南，贵吉。圈居宇正北，富。……困居宇西北陋(?)，不利。……国居宇东北陋(?)，吉。……井当户煽间，富。……庆居东方，向井，……内居西南，妇不媚于君。内居西北，无子。……依道为小内，不宜子。“·…国居正北，吉。国居东北，妻善病。图居南，宜犬，多恶言。屏居宇后，吉。屏居宇前，不吉。门欲当宇隋，吉。门出衡，不吉。小宫大门，贫。大宫小门，女子喜宫斗。入里门之右，不吉。⑧”从屋宇的高度、屋顶的形式、周围道路交通的情况、水之流向、仓库、内庭、厕所、大门等的设计论述宅之优劣，当为后世《宅吉凶论》、《图宅术》、《宫宅地形》等的雏形。
从《秦简·日书》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知道秦人对宅宇的选择已经形成一种风俗习惯，对于葬事的择期己经见著于历法之中，至汉时已编制专门的《葬历》用以指导人们的日常活动。同时汉朝总结了秦人的相宅之术、禁忌之说，编制《宫宅地形》总论其法，使之从日书中分离出来，成为独立的科目。
然终秦汉两朝，于风水方面的记载留存甚少，在时人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一些相关记载，如王充在其《论衡·四讳篇》中就引用当时《葬历》的有关内容，来说明当时的殡葬习俗，在《话术篇》中又提到图宅术与五音姓利的说法，“宅有八术，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，第定名立，官商殊别。宅有五音，姓有五声，宅不宜其姓，姓与宅相贼，则疾病死亡，犯罪遇祸”等，亦能窥测当时风水术通行的大概，五行生克、月奇日祸己经成为风水术语，而“通世之言术者有五，曰葬、曰医、曰卜、曰命、曰相。夫医以疗疾，葬以送终”①，葬术己经成为一种术数之学。
另外在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若干个六壬式盘(见图十一②、图十二③)，由此我们可以想见，汉朝的时候风水术士们，在参详《图宅术》、《葬历》一类的书的同时，已经开始使用式盘来定位、定向，风水术士己经成为一种职业而存在。出土的式盘呈方形，由上下两盘叠合而成，样式简单:下盘为方形，象征地，称为地盘，上盘为圆形，象征天，称天盘，天盘可依中轴旋转。地盘上仅有八干四维④、八卦、二十四山⑥、二十八宿等内容，被广泛应用于踏勘山水、厘定位向，成为风水实践中重要的工具。
两汉的文献资料在记述风水理论、风水实践内容的片言只语，便看出风水在当时社会尚不能登堂入室，只能作为一种习俗而流传。有人认为《史记·日者列传》中有关汉武帝与建除家、形法家等人的对话，视为风水走入宫廷的表征，是不确切的。笔者认为《史记》中的记载只能视为‘旧者”，作为一种职业已经为世人所接受，但尚未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与垄断。因为这期间风水实践虽然频繁，但其理论仍未有集大成者出现，有人认为《青乌子》一书为汉代风水著作，也有的说是汉代的青乌子作《葬经》一书，然相关资料甚是混乱，无法考证其确切成书年代与内容。这一阶段对葬地的说明致详者，当首推东汉张衡的《家赋》，这篇文章对葬地形势的描述，反映出两汉的墓葬思想。
三国时期的管格被后世推为卜地大师，然从载其事迹的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》中所载内容来看，管格善卜盆之学，又别传载其对天文极有天分，其对母丘俭墓所作的评价，被后世当作风水典型案例而津津乐道，试想行军路过的坟地，周围环境要么凶险、要么荒芜，既便曾经繁茂，也因为战火牵累而至残山剩水、断垣残壁，毫无景致可言了。在拥有渊博的地学知识的管骆眼里，自然是五行衰败，诸事不利，至于后来被其说中其事，则至少有两种可能性:一种是后人附会之说，一种是管格的卜笼能力、对时局的预测能力的体现。
就现有资料来看，在晋以前并未出现风水流派的理论专著，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。《管氏地理指蒙》一书虽托名管格所著，却未见收于正史之中，且内容驳杂，缺乏前后的连贯性，如《释微》之语就有《星辰释微》、《阴阳释微》、《山水释微》、《三五释微》等章，却分属不同卷本，为注、为按之人甚多，显然此书很有可能是历代民间书之汇集，其上下行文也颇有差异，决非出自一人之手，当为后世之人杂各家之说而托名于管格，大概只有一部分风水理论为其本人所作。
直至(晋)郭璞的《葬书》的出现，风水理论才告独立，全书aooo余字，于山势地形方面的论述为后世此说之根本，然其专言葬事，说明当时风水领域己经趋于“阴盛阳衰”。书中明确指出风水理论的核心是“生气”①，反映出“气感而应，鬼福及人……气行于地中。其行也，因地之势。其聚也，因势之止。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②”的思想，而墓葬则是于地下受“生气”的滋养，将行于地下的生气聚之使不散，如此便可荫及生者，使得子孙繁衍、福柞绵长。认为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“本骸得气，遗体受荫”，而生者是生气凝聚的集结体，而生气在人体聚集后，转化为骨骼，生与人共存，死后气散而骨独留。所以下葬之人反气纳骨，来荫护其所生存的环境。因为“土者气之母，有土斯有气。气者水之母，有气斯有水③’，，只有让逝去的人入土为安，方能荫蔽其子孙后代，所以在选择葬地的时候，要注意生气的流动状况，而“丘垄之骨，冈阜之支，气之所随”，且生气“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”，选择的葬地一定要能够藏风纳水。
这样构建风水理论体系的框架初成，理想葬地的模型(见图十三)大致为:葬穴要选择在山脉的主脉与支脉之间，周围丛山环绕，夹辅相从:前有明堂深浅相宜，朝山与主山相对，且有龙虎抱卫，山来水回，如主客相迎，如此“气”方能生和、因形来、以势止、因土行、以龙会。
这一时期风水理论体系的建立，大概要分为两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:秦统一六国到魏、蜀、吴三分天下之前
大一统时期郡县制的推行、诸侯国的消亡，城市、村落的选址几成定局，中原格局基本确定，大规模的城市选址己经不再是国家堪舆的主要工作。而且历史已经证明，秦汉以后虽朝代更迭，最初所建立的城市一直延续至今。随着相地活动的减少，阴阳宅的建设愈来愈受到统治者的重视，阳宅从秦的咸阳宫、阿房宫，到汉的长乐宫、未央宫、建章宫，阴宅则有始皇陵、霸陵、茂陵等，无不大兴土木，穷天下之工而成。卜宅活动便愈演愈烈，各家之说各有所执，莫衷一是，风水理论的范围便被界定在特定的领域—阴宅与阳宅位置的选择。但遗憾的是，风水理论体系并未在太平治世形成，而是散见于五行、形势等的学说之中，于当时的卜益、历法中多有体现，而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日书》中的葬历、相宅等内容，只记述了具体的细节，只能列于实践、禁忌之属，尚不能称其为风水理论，失传的《宫宅地形》与《堪舆金匾》从《汉书》的记述来看，也很可能只是记述了实践的内容，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。
现有的文献记载表明，此阶段的风水实践仍比较重视阳宅的选择与建设，从《论衡》所引的《图宅术》与《葬历》的内容来看，更重视阳宅的方位，葬地选择尚无过多的条件约束。其主要原因是:社会稳定，百姓基本上可以安居乐业，为图生活安康，而讲究阳宅的设计，以图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空间。身体健康、生活无忧，正是太平年代的生活追求，宅第的向位择吉寄托了平民百姓的朴素愿望，以祈求得到上天的护佑。
第二阶段:三国两晋南北朝
这一阶段天下战事不断，时局动荡不安，百姓迫于生计而颠沛流离，祈求上天的保佑已成泡影，只能祈望祖先的在天之灵，能够感受到生者的种种苦楚，而发悲悯之心，救拔于水火之中。人们便通过祭祀祖先的牌位、修缮祖先的坟墓，转而选择地势较好的地方予以安葬，葬地的选择便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自曹魏时起，城市的规划格局确立，城市内划分为若干功能区域，人们已经不能如已所愿地建筑居宅，而且房屋间彼此相联，很难把握自家风水的情况。豪宅大户大兴土木，彼此攀比，宅宇的格局不断变化，周围的参照物也发生改变;小户人家则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更甚，修造、拆迁、伐树、河渠等等都对生活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人们不得不另寻其他方式来延续这种风俗文化。
而阴宕名洗择在远离人群密集的城市、乡村的荒郊野外，各个家族的墓地均是私有财产，豪族大家甚至将墓地周围的农田耕地一并买下，作为家庙祭祖之所，而受国家律法的保护。如此便没有了众多干扰因素，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，也更容易制造出与周围环境相宜的小环境。另外于风水禁忌中，又添加了五音与五行的配比关系，使理论复杂化的同时，也维护了祖坟的安全，此类的风水格局基本脱离了世俗的影响。风水师们便将流传了几十万年的择居经验，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，创造出生而聚居、死而穴处的理念，总结出一套结构完整、关系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。
该理论体系一经形成，便如星火燎原之势在社会各阶层漫延开来，各种堪舆历术通行世上，根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记录，当时以南朝梁时的堪余著述种类最多，这与梁之君臣具尚风水有关，萧吉便是其中之佼佼者，但至隋时几乎都己经亡佚殆尽了。如今只能从一些六朝笔记小说中，一窥当时择葬之俗。
晋陶侃未得志时，位卑家贫，家中有人去世却无力安葬，只能自己动手制砖砌坟，当用牛车将砖拉到葬地时，牛却不见了。陶侃只得去找牛，却遇一老者，老人告诉他:“前面的山冈下有一头牛在田梗上睡觉，也许是你要找的牛，若在那牛睡的地方下葬，后人可位极人臣，且世代可为镇守一方的高官。”又指着另一座山说:“这座山比刚才的地方略逊色，后人可出刺史。”老者言毕便踪影不见。陶侃便在那里葬了家人，后官至太尉。。此亦为“牛眠地”的由来。
晋时有善相墓者说羊枯父亲的墓上有帝王之气，羊枯听后恐此谣言传播出去，便把墓地后边的地势凿开，把整个局势给破坏了。相墓者立刻再去察看，然后说:“其后代仍位至三公，只是手臂会折断。”不久羊枯骑马时自马上坠落，臂断，然其官果迁至尚书，但没有后人。②
南朝时的宋明帝极讲忌讳，闻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，便派人暗中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，以破坏萧家的风水，后来萧道成还是称帝，只是国运不长久。这种破坏地脉风水的行为，在秦始皇时便已有之，秦之初，始皇闻金陵有王气，便派人掘钟山以断龙脉，以致后来历代均有此类事件发生。
此时民间也有许多故事流传，相传有相墓人见荀伯玉家的祖坟，便对其父说:“你家当出显贵，但不长久。”伯玉听说后说“朝闻道，暮死可矣”。后辅助萧道成成就帝业，位极人臣，但不久便为齐武帝萧道成所杀。
南陈时秦郡人吴明彻，祖父吴景安，为南齐南谁太守。父亲吴树，为梁右军将军，吴明彻是其幼子。吴明彻少年时便成为了孤儿，其性至孝。十四岁时，见自家坟墓因贫寒而无法修整时，便辛勤耕种。到了秋天，大获丰收，便将全部收获换钱以作修理坟墓的费用。当时有位伊姓之人，善于占墓，看了吴明彻所修坟墓后，对吴明彻的兄长说:“君葬之日，必有乘白马逐鹿者来经坟所，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徽”。①到了安葬时，此话果然被应验了。
诸如此类，散见于各种六朝的笔记小说者，不胜枚举，于正史中也略有一二记载。说明当时风水术及其理论在民间己经广泛传播，为世人所接受，并奉之为改变前途命运的重要方法。
传统的风水理论经历了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后，终于成就一家之言，然其所应用的范围却基本限定在阴宅、阳宅的选择与建造，并由于环境的状况，使得“阴盛阳衰”已成定局，此后风水术士走入庙堂，成为帝王的专属相师，穷毕生之力为帝王君主勘定龙脉所在、选择陵墓之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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